习主席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
习主席强调指出，党指挥枪是保持人民军队本质和宗旨的根本保障，这是我们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风雨如磐的革命征程中，历史告诉我们，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是人民军队从弱小到强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传家法宝，是人民军队永远不能变的强军之魂、永远不能丢的命根子。
在纪念建党100周年的日子里，记者来到革命老区，沿着革命前辈当年走过的足迹，追寻党指挥枪的三个历史节点，还原中国共产党政治建军所走过的艰难路程，重温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的深刻内涵和历史意义。
南昌城
打响了第一枪
迈出了第一步
5月的九江，细雨连绵，莺啼柳绿。有着“江西北大门”之称的九江，地处赣、鄂、皖、湘四省交界。
90多年前的那个夏天，历史选择了九江。
那是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1927年的春夏之交，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了革命，发动了反革命政变。30多万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白色恐怖中进入了低潮。
在九江市原解放军171医院内，一座具有浓郁西洋风格的两层小楼，刚刚修缮一新。门前的一块石碑上，镌刻的文字告诉到访者，这里是“八一起义首倡地纪念馆”。
九江市史志办副主任柳秋荣是一名研究南昌起义十余年的学者，她指着眼前的小楼对记者说：这座小楼曾是九江原圣约翰中学校长高达德的公寓。1927年7月中旬，叶挺率国民革命军第24师进驻九江，指挥部就设在这座小楼上。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逆江而上，由上海经九江迁址到武汉。面对大革命失败的严峻局势，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敢不敢革命？怎样坚持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1927年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刚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毅然决定了3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
7月20日，由中央派遣赶赴九江的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聂荣臻和先期抵达的叶挺一道，举行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谈话会，史称“九江谈话会”（即第一次九江会议）。会议决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敦促20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独立地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主张。
柳秋荣介绍说，酝酿、策划、商议南昌起义的谈话会在九江一共举行了3次。第2次谈话会是在24日召开的，由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和恽代英4人参加，会议讨论了南昌起义的政治纲领和行动计划。第3次谈话会是在26日举行的，从武汉赶到九江的周恩来传达了中央的有关决定。这次会议还决定由邓中夏将起义的详细计划带回武汉，报告中央。
柳秋荣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3次九江商议南昌起义的谈话会，都是中央派人来九江具体组织和指导的，每一次谈话会结束后，都派专人回武汉向党中央报告会议内容和决议，由中央做出最后的决定。这3次谈话清晰地表明，南昌起义从一开始就是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独立组织的武装斗争。
小满过后的南昌，一派生机勃勃。即使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每天仍有1万多名观众，涌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参观见学。
纪念馆里的一幅油画，再现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在江西大旅社前指挥起义军的情景。在纪念馆工作了20多年的馆长王小玲，在这幅油画前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坚强领导下，在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下，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王小玲馆长介绍说，在建军90周年的时候，纪念馆做了一个整体的提升，增加了起义前和起义后的一些历史文物资料，使人们能够更加完整全面地了解党龄只有6年的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武装斗争中领导和掌握革命军队的。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如何掌握革命武装上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王小玲馆长深有感触地说，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组织领导的军事行动，为我党如何指挥军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建立一支强大的革命军队奠定了开拓性的基础。
纪念馆陈列部主任刘小花，近些年来在收集南昌起义有关史料时，也有了许多新发现。她带着记者来到纪念馆“赣南三整”的大型场景前介绍说，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开展游击战中，面临着作战失利、军心涣散的艰难处境。关键时刻，朱德站了出来，在赣南着手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整训和思想整顿，在部队建立党支部，实现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
刘小花翻开了一本史料丛书对记者说，粟裕大将在文章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经过这次整顿，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
刘小花总结说，许多革命老前辈的回忆录，都详尽地记录了在南昌起义整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做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探索，为政治建军积累了许多具有开创意义的经验。这些宝贵的史料告诉我们，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
三湾村
不倒的三棵树
不变的一条路
三湾村，坐落在郁郁葱葱的山峦之中。90多年前的这个小村庄，诞生了影响深远的“三湾改编”，成为了“党指挥枪”思想的发祥地。
何继明，原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副校长，永新县三湾籍老红军李立之子。十几年前，退休的他回到了故乡，从事井冈山精神研究和传承红色基因的工作。三湾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他都了然于胸。
已经年过76岁的何继明老将军，谈起三湾村的革命历史，思路清晰敏捷。他说，红军当年离开三湾村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小村子进行了至少7次灭绝性的焚毁，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整个村子没有留下一件像样完好的物件。现如今，唯一还留下来见证了历史的“文物”，是村头的三棵枫树和一条古驿道。
来到古驿道前，何继明将军介绍说，毛泽东当年就是从这条小道走进三湾村的。前些年，有人要对这条小道进行重修改造，何继明出面坚决制止，很好地保留了这条原生态的古驿道。每一次给来三湾村参观见学的官兵讲过课后，他都要领着大家来走走这条小道，让大家在这条蜿蜒崎岖的小道上，体验感悟当年工农革命军寻找一条正确光明之路的艰辛和磨难。
这是一条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小道。来到三湾村之前，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处境异常艰难，部队越打越少。特别是遭遇了作战失利后，面对艰苦的环境，部队士气低落、军心涣散，离队现象不断发生。贺龙元帅曾回忆说：“那时候的军队，就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就会散掉。”
在罗霄山脉的转战中，有一个连队引起了毛泽东的格外关注。这个隶属于第一团的二连，和别的连队不一样，没有逃兵离队现象，即使作战失利，二连仍然没有逃兵。在战斗中，整个连队很团结，表现出了很强的战斗力。
在离三湾村30里之遥的九陂村，工农革命军在这个小山村休整了两天。毛泽东找来二连的党代表何挺颖，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昏暗的油灯下，毛泽东问曾在北伐时期担任过团党代表的何挺颖：部队为什么抓不住？为什么逃兵这么多？何挺颖回答，主要原因是连队一级没有党的组织，党的影响没有渗透到队伍中去；党员太少，又没有捏在一起，发挥不了堡垒和核心作用。
休整的两天中，毛泽东不断找连队干部谈话，也思考了两个长夜。后来房东刘日久回忆说，毛委员住在我家两天，每天我都把油灯加满油，可是第二天油灯全熬干了。
在漫漫的长夜中，一个月前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系统梳理研究了部队存在的问题，认真思考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支部建在连上”的思路渐渐在脑海中清晰起来。
部队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进驻三湾村后，毛泽东在村头的枫树下，向不足一千人的队伍宣布了三件事：第一、把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这便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第三、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连、营、团三级建立士兵委员会。
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这个开启了人民军队“支部建在连上”的伟大创举，奠定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建军的里程碑。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村头沐浴着风风雨雨的三棵枫树，如今更加枝繁叶茂，生机盎然，葱茏成荫。仰望已有百年历史的枫树，何继明说，“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通俗形象的说法。“三湾改编”后，党在部队建立起了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做到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设党委，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体系正式建立。正是拥有了这个经过革命战争考验、至今未曾改变的组织体系，人民军队才有了勇往直前、永不言败的政治基础。
历经岁月的洗礼和磨砺，“三湾改编”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今天看来依然是那么“硬核”：第一次把党的“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的设想付诸实践，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军事上的开篇之作；第一次为解决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奠定了政治基础；第一次在军队内实行民主主义制度，形成了新型人民军队的管理基础；第一次为井冈山道路的开辟，进行武装割据，造就了军事基础。
古田镇
思想建党耀未来
政治建军定乾坤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在古田会议旧址前，古田会议纪念馆馆长曾汉辉接受记者采访时，深情地朗诵起了毛泽东当年写的这首《采桑子·重阳》。
我们的采访也是从这首词开始的。曾汉辉馆长介绍说，毛泽东写下这首词的时候，处境十分窘迫。
1929年1月，走下井冈山的红四军，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领导人之间在军队建设问题上产生不同看法，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队伍中逐渐抬头。围绕党对红军的领导和红军建设的根本原则，从6月份的红四军七大，到9月份的八大，争论一场比一场激烈，错误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毛泽东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还以一票之差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
这场争论之后，在进军闽中、转攻上杭战斗中，红四军三个纵队损兵三分之一，陷入严重危机。恰恰在这个时候，离开红军队伍的毛泽东，又染上了疟疾，在永定县牛牯扑养病期间还差一点被捕。
“尽管身体有恙，红军面临着严峻的危机，毛泽东在诗词中还是表现出了豪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曾汉辉馆长说，毛泽东并没有盲目的乐观。此时的红军正发生着一些可喜的变化，红军领导层中开始理解了毛泽东很多做法，广大官兵要求毛泽东早日回到红军队伍中的呼声越来越高，部队在与敌人作战中也渐渐有了起色……
一个重大的转机出现在了这年的9月28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这封指示信是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央会议的精神代中共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
“九月来信”正确解决了红四军党内争论的主要问题，指出要纠正红军中出现的种种错误观念，充分肯定了井冈山斗争开始确立的建党建军的一些基本原则，并明确指出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这封指示信为红四军党内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依据，为古田会议顺利召开排除了障碍。
结合近些年来对古田会议的研究，曾汉辉馆长深沉地说，中国革命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充满了荆棘和艰辛。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共产党人不可避免会伴随着思想的碰撞和斗争。正是通过这些充满艰辛的革命实践，中国共产党才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光耀未来的道路。
1929年12月末，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胜利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系统回答了党和军队建设一系列根本问题，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和制度由此定型。
古田会议决议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和道路探索的奠基之作，把“党指挥枪”鲜明地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成为了全党全军的共同意志和行动纲领。由古田会议始，中国工农武装彻底完成了凤凰涅槃。一支置身于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了世人面前，开启了从弱小走向强大、从星火走向燎原、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伟大征程。
1930年元旦过后，红四军离开古田，转战赣南。离开古田之时，毛泽东心潮澎湃，挥笔写下了《如梦令·元旦》：
宁化、清流、归化，
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
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
风展红旗如画。